〔2〕有学者附和说，将人权明确写入宪法，明确规定基本人权原则，更有利于保障人权……因此要使人权从‘应有的人权到‘法有的人权再到‘实有的人权。

近代宪法均将个人的安全作为权利加以列举，但在文本中同时使用了safety和security两种表述。[3]同时，警察与军事的近现代法律界限不再分明，军事的警察化和警察的军事化，警察与军事的融合变得十分明显。

[18]在上述近代宪法的理念中，包含着作为权利的安全（safety）与保障它并让每个人安心的安全（security），但两者在词义上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四、人的安全的解读对于这一概念的登场及其意义已有很多论述，[21]这里仅从本文关心的问题出发简述几个观点。对此确有根本的政治解决之道，但为何媒体和言论界在这种问题上变得如此迟钝呢？再转过来看看我们的身边。既然前所未有的危险、不安和威胁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了，国家或公权力怠于以公的名义履行消除危险的任务，也理应予以谴责。在日益狭小的地球上，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加上快速发展的差距扩大这种新的世界性的阶级对立，另一方面，约占世界人口20%的13亿人口处于每天生活费在1美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状态，更有6千万人口是处于饥饿状态。

在这一脉络上，从以贫困为首的南北问题的因素中已经见到今后纷争的苗头，也可以免于恐怖与匮乏的自由为核心来把握人的安全。【注释】本文原文《憲法学における安全と安心》，载于森英树编：《现代宪法中的安全（現代憲法における安全）》，日本评论社2009年版，第2-25页。1994年，政法委的职权扩大到七项。

注26198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指出：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冤案后面，都有政法委的影子。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党委大权独揽，小权包办，事事点头，样样都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注41 2001年有学者将撤销地方政法委作为提高司法权威的必要条件之一。

有一个台前的公、检、法，又有一个幕后的政法委，而这两个制度的行为规范与工作目标其实不一致，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十三大报告（1987年）指出，不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问题，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

注29请注意，这里其实明确指出了撤销政法委员会是此后工作的方向。赵继生、程刚：《政法委会议精神成了裁定书依据？》，《中国青年报》2004年5月28日。注36这一切，使政法委成为不仅集公、检、法于一身，而且集立法、行政与司法权于一身的超级机构。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求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这是我党形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体制的开端，不过这一体制受到1956年八大精神的扼制。

针对这一问题，松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多次召开有市政法委参加的听证会，结果是，法院于2003年2月5日发出一份民事裁定书中止判决的执行。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64号文件），文件结束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消除了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制度障碍。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

注18文革中，这一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正是党政不分体制合乎逻辑的结果。建国以后，党政不分的体制事实上延续下来，并得到发展。

注5这个体制的集权与党政不分可以从周恩来总理戏剧性地辞职一事中得到证明。作者简介：周永坤，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调查研究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情况。注23李格：《1953年反分散主义问题初探》，《史学集刊》2001年第4期。该县还将人相食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书记命令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裁定书的依据竟是中共松源市委政法委的会议纪要精神。这不仅违法，而且协调会使审判徒有其名。因此，要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必须研究什么是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注28明确提出要解决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是党的十三大报告。注45著名社会学家于建嵘则明确表示：中国应该废除政法委制度。

例如，1958年，中央政法小组在《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二、政法委不适合党的领导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党对国家领导的一个方面，它是更为广泛的党政关系的一部分。

二是政府的副职，这使法院、检察院成为政府的下属机构。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

在全国引起恶劣影响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是其典型。刘少奇说：检察院、法院要独立办事，党委不要干涉具体事务，党委什么都干涉不好。注18马国钧：《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论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305页。195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了第一次法律委员会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其任务是中共中央交办的工作，主要是关于法律工作方针政策和各部门的分工等问题，并不主管有关部门的具体案件。

注10、注26转引自崔敏：《64号文件：官大还是法大》，《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

所谓党的领导（在政法问题上）是党领导人民形成意志——法律，而后领导人民落实实施法律，依法办事。文革前长期实行的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是审判秀的典型，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中共中央64号文件）从形式上结束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使审判成为真实的，而非作秀，这是一个历史进步。

注22董必武：《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1951年9月23日在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上的讲话），见《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95页。这使1954宪法确立的宪政体系悬置，也使八大确立的党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的方针失去了制度依托。

第二，政法委员会体制有违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但是政法委制度明显违反这一原则，它与法治原则的冲突表现在：第一，政法委的设置与公、检、法三家分工负责的宪法框架相冲突仅仅从形式上看，这一点也是不证自明的。他在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时就强调：党组工作不要在形式上管得那么多，行政上的事还是经行政机构去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党委政法委员会体制都不是加强，而是弱化了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理由有：第一，政法委员会违背了党领导的基本原则：政治领导。

在这个口号指导下，公、检、法三机关等于一个机关，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注29同注13，有的同志或许对十三大报告的权威性报告提出疑问，这可以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回答。

注34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年1月22日对一起蓖麻油案作出裁决，裁决被告濮源公司给付原告四强公司蓖麻油等并赔偿损失37.8万元。这一宪政分权的制度与此前的公检法集权的政法委员会制度格格不入，因此政府的政法委员会制度一度消失。

注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中国最需要重树司法的权威……赵作海案已经表明，政法委制度已经严重干扰了司法，必须尽快废黜。